宫敬才先生《可怕的倾向》（《中华读书报》2000．11．15）一文的开头就是“方舟子先生《科学无禁区》（《中华读书报》2000．9．13）一文针对吴国盛先生《科技应有禁区》的访谈录（《光明日报》2000．8．10）有感而发，观点貌似有理、有力，实则内含可怕的倾向。”然而读过方舟子的文章，给人的感觉却是，《科学无禁区》的确（不仅“貌似”）有理、有力。
宫文认为“方先生的文章题目是《科学无禁区》。此题内含三个思想向度：科学存在无禁区；科学研究无禁区和科学研究成果应用无禁区。三个思想向度中的哪一个是方先生的宗旨，文章并无界梳和暗示，读者实在难以理出头绪。”实际上这一区分的模糊是吴先生原有的，吴先生的访谈说：“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打破传统的科技无禁区的观念，树立科技有禁区的观点。根据当时的文化、社会道德体系，本着公平和人道的原则，在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发展科技。在这一限度之外，不管好坏，我们都不用它。”本来传统的说法“科学无禁区”，指的是科学研究无禁区，访谈的题目是《科技应有禁区》，科技包含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即科学成果应用。吴文中对二者混为一谈，而在方文中二者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
“科学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过去没听说过，宫文又语焉不详，我们只好推测。但从宫文的例子看不出为何“科学存在”应该有禁区。“科学存在于基督教信仰之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基督教教士们突然有兴趣搞科学，我们有什么理由禁止呢？他们用科技手段（广播、电视、互联网……）传播基督教，也没见“崩毁瓦解”。“人为什么会相信基督教”也可以成为正经的心理学科研课题。科学与审美同样不矛盾，科学家可以在麦克斯韦方程中看到宇宙之美，音乐家也很喜欢MIDI技术，电子乐器给了他们更大的创作空间。
至于科学成果应用，任何法人或自然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与采用的手段是否“科学”无关，也与“科学禁区”无关。用成果应用的小概率后果作为给科学研究设置禁区的理由是很荒唐的，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因为汽车轧死人而禁止研究内燃机，因为庸医治死人而禁止研究医学。
宫文说方文“不严肃”，这“不严肃”的帽子还是给宫先生自己戴上更合适。吴先生自己要把科学研究和成果应用一勺烩，宫文却非说只是限于成果应用。吴先生主张“不管好坏，我们都不用它”，宫文却歪曲成“应用时要慎重”（这是每个具有行为责任能力的人的常识，不劳宫先生提醒）。方先生并没有说吴先生是科学的敌人，宫文却做如此曲解。这些难道是严肃的吗？
不过，吴先生的观点基本上来源于科学的敌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这一点无庸置疑。“科技成果应用是把双刃剑的观念”是典型的敌视科学的观念。辩证地看，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宗教、艺术、政治、经济、军事、国家、道德……都是双刃剑，与之相比，科技是其中收益最大而风险最小的，只提科技是双刃剑而不提其他，反科学立场昭然若揭，原本他们是想全盘否定科学的，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而已，现在毕竟不是中世纪了，只好退而求其次，耍起双刃剑来了。
宫文说：“遥想当年，科学在宗教反动势力和偏见双重围困之下苦苦抗争，它为自己首先营造的是宽容的氛围，由宽容衍生和积淀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游戏规则，这已成为科学生存和发展的规律。”这需要商榷。“双百方针”并不是科学的游戏规则，更不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游戏规则是理性和实证（通俗地讲就是“不许胡说”）。科学的氛围并不宽容，科学不仅对骗子的鬼混和妄人的胡说从不宽容，哪怕是曾经被科学界接受的理论，例如燃素说、以太说，一经发现其错误，还是要被清除，毫不留恋。
“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这是历史事实，无论怎样玩弄“命题的全称性质”，也得不出科学界可以管理政治界和军事界的推论。如果谁想让科学界为政治军事事件负责，那么他所应该做的不是为科学设定禁区，而是千百倍地扩大科学界的权力，将政治家和军权统统置于科学家的管辖之下。
